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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含的历史足迹

   罗含的历史足迹

 

罗含,字君章,号富和,西晋惠帝元康二年(公元292年)九月十八日午时,出生于桂阳郡耒阳县兴业乡高冲(今湖南耒阳市大和圩乡莲花村高冲)一个官宦之家。配秦氏、田氏、李氏,生七子。父罗绥,字景南,汉后帝景耀三年庚辰(260年)为荥阳太守,妣刘氏庚娘,生五子,罗含最小。祖父罗仁,字履元,汉后帝延熙八年乙丑(245年)授光禄大夫。妣张氏长娘,生九子:长子景东,妣文氏四娘,生九子,迁居江西。次子景南(即罗绥)居耒阳。三子景西,妣朱氏细娘,生八子,迁居江西。……曾祖罗彦,字俊英,汉后帝建兴三年乙巳(225年)授临海太守,景耀四年辛巳(261年)致仕后居耒阳。妣李氏,生二子:罗仁、罗义。罗仁妣张氏长娘,生九子,居耒阳。罗义妣黄氏,生二子,迁居庐陵。

据《晋书·文苑》卷九十二《罗含传》与耒阳《罗氏通谱》卷首记载,罗含于愍帝建兴元年(313年)22岁时入仕,历任郡主簿、郡从亊、州主簿、参军、别驾、尚书郎、郡太守、郎中令、正员郎、散骑常侍、廷尉、长沙相、侍中等职。罗含年轻时参与了平定“王敦之乱”、“ 苏峻之乱”。中年又参加讨伐“成汉之战”。晚年任侍中时,为朝廷权力平衡作过重要贡献,是东晋名臣。《晋书·文苑》卷九十二《罗含传》记载罗含一生有“三奇”: 年少读书时,“梦鸟文藻” ,喻其文才;中年为官时,住宅“白雀栖堂” ,赞其清廉;年老辞仕后,阶庭“兰菊丛生” ,彰其美德。这在史书中是少见的。除《晋书·文苑》外,还有《世说新语》、《幽明录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渚宫旧事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文献通考》等古典文籍,也记载了罗含的具体事例。对于罗含的文才、德行与智慧,南朝梁太子萧统赞曰:“(含)才过吞鸟之声,德迈怀皎之智。”唐代大督都罗端墓志铭记有:“含以文锋绮丽,晋烛中州。”罗含一生具有高尚的节操与可贵的德行,被时人赞为“湘中之琳琅” 。由于他在文学、哲学、地理学方面有不少建树,被时人称为“荆楚之才”、“ 江左之秀”。 其作品对后世的文学、哲学和地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梦鸟文藻

罗含生于官宦家庭,深受祖父辈的薰陶,从小就胸怀大志,聪明好学。小时候,母亲去世,父亲为官不便带他,由叔母朱氏细娘抚养。有一天,在房里看书,看觉看觉就伏桌而睡进入梦中,一只小鸟在窗外鸣叫,声音悦耳。开门一看,只见一只金光闪闪的小鹏鸟在树枝上鸣叫。罗含感到很好奇,怎么沒见过这样漂亮的鸟呢。于是小心冀冀地慢慢往树上爬,张着口目光盯着小鸟生怕飞走。鸟儿好象知道他的心思,忽然飞入他口中。罗含一惊,从树上掉下来。惊醒后满身是汗,原来是一个梦, 于是对叔母朱氏说所梦之事。叔母说,梦见有异鸟,你以后必定有出息。可能是叔母对他的激励,此后,罗含“于是渐有志向,遂更勤学,读九经,以清才闻。”(摘自刘义庆《幽明录》)罗含梦鸟之后才思敏锐,下笔成文,学业进步很快。他经常捧书夜读,尤其爱看地理、历史之类的书。并写了不少张扬个性的诗赋、文章,凭着优秀才文出名,被视为奇才。罗含梦鸟文思大进,记于《晋书》不太为人所知,而江淹梦笔,至使“江郎才尽”, 却为世人所熟知。

湘中琳琅

西晋怀帝永嘉元年(307年)“永嘉之乱”后,怀帝命瑯琊王司马睿出镇建邺(今南京市)。八月,分荆州之长沙、衡阳、湘东、零陵、邵陵、桂阳,以及广州的始安、始兴、临贺等九郡设置湘州。由于战乱,“四方诸侯多怀无君之心。刘元海、石勒、王弥、李雄之徒贼害百姓,流血成泥。”永嘉五年(311年)七月,刘元海之子刘曜与王弥攻入京城洛阳,怀帝被俘,一年后又将其杀害。建兴四年(316年)十一月,愍帝又被俘,北方陷入战乱之中,中原的人们纷纷逃到江南。

西晋永嘉五年(311年),成年后的罗含,“州三辟,不就。”州里三次征召他,不知什么原因都未上任。或许认为官职太小,或许认为自己还需要历炼,或许因为当时正处于“永嘉之乱” 时期,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,总之,都推辞了。当时龙骧将军、武昌太守陶侃入湘平定“杜弢之乱” ,陶侃与其父罗绥关系很好,三次征召他为官,都被他挽言谢绝。罗含成年后, 平时不是看书、写诗作赋,就是游玩于山水之间,几乎走遍了湘中南,这也为以后写《湘中记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据耒阳《罗氏通谱》载:“始祖含公,字君章,号富和。公愍帝初时,州将杨羡引为郡主簿,羡去职,公为郡功曹。”可知在愍帝建兴元年(313年) 时,新淦人杨羨当时在湘州当将军,再一次引荐罗含为长沙郡主簿,罗含再次傲然回绝。经杨羡多次相邀才接受主簿这个职务。从愍帝建兴元年(313年)至东晋元帝建武元年(317年),罗含为长沙郡主簿。罗含在长沙郡当主簿时,为人本份,做事认真,沒有辜负杨羡的推荐。

元帝大兴元年(318年)罗含升为长沙郡功曹。当将军杨羡去职离开湘州时,两人难分难舍,一直送杨羡到新淦县(今江西新干县)。罗含的父亲罗绥曾在新淦当过县令,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,百姓很拥戴他。听说其子罗含到来,为了报达罗绥的恩情,人们纷纷送礼物来。罗含推辞不掉,只好将礼品登记封置起来。待到离开新淦时,才托人将礼物退还原主。于是,当地百姓很推崇佩服罗含的人品。此举成为佳话,在当地广泛流传。

大兴三年(320年),罗含调任湘州始兴郡(今广东韶关市)从事。按《太平御览》卷六十九记载:“王韶之《始兴记》曰:城西百余步有栖霞楼,临川王营置,清暑游焉。罗君章居之,因名罗公洲。楼下洲上,果竹交荫,长杨傍映,高梧前竦,虽即城隍,趣同丘壑。”由此可知,罗含在始兴郡为过官。

元帝永昌元年(322年), 罗含又回长沙郡任从事。 正月,大将军、荆州刺史王敦以“清君侧诛刘隗” 为名,举兵于武昌攻京都建康。王敦将魏义攻打湘州,罗含参与湘州刺史司马承平定“王敦之乱”。 四月,湘州刺史司马承遇害,平南将军、广州刺史陶侃(259-334年)兼任湘州刺史,罗含又跟随陶侃平定“王敦之乱” 。“王敦之乱” 历时两年才平定。元帝永昌元年(322年)至成帝咸和二年(327年),罗含为长沙郡从事,在长沙郡任职十二年。咸和三年(328年)为荆州刺史陶侃督护,参与平定“苏峻之乱”。咸和四年(329年) 平定“苏峻之乱” 后,湘州并入荆州。咸和五年(330年),罗含为江夏郡从事。

成帝咸和九年(334年),江夏太守谢尚(308-357年)与罗含交情很深,可谓心心相印。因为罗含工作勤奋,关心民众,品德高尚,谢尚曾对手下官员说:“罗君章可谓湘中之琳琅”。 琳琅者,美玉也。罗含在江夏郡工作五年,由于其品德冰心玉洁,所以官员尊重他,百姓拥戴他。这年六月,太尉、荆州刺史、长沙郡公陶侃病逝,罗含得知后大惊失色悲痛欲绝。后由中书令庾亮(289-340年)任荆州刺史。

成帝咸康元年(335年),荆州刺史庾亮是当时的名士,得知罗含为人忠实,文风新奇,大为赞赏,于是“寻转州主簿。”咸康六年(340年)正月,司空、荆州刺史、都亭侯庾亮病逝,罗含为一位好兄长突然离去而悲痛不己。继任刺史庾亮之弟,东晋名士庾翼(305-345年)也很赏识罗含。“《罗含别传》曰:含,字君章。刺史庾翼以亲贤之重,作镇方岳。搜扬楚,楚匪兰弗刈,仍辟含荆州从事。”(摘自李昉《太平御览》卷二百六十五。 译文:《罗含别传》说:“罗含,表字君章。刺史庾翼凭着外戚之亲,贤良之才这样的重要身份,担任镇抚一方的大员。搜罗扬、楚一带的人才,对楚地人才不是芳兰之才而不取,于是仍然徵辟罗含担任荆州从事。”)

晋穆帝永和元年(345年)七月,江、荆二州刺史、征西将军、都亭侯庾翼卒。八月,徐州刺史桓温(312-373年)为安西将军,领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,罗含为其帐下参军。当时,桓温帐下参军有:罗含、孙盛、袁宏、 袁乔、周楚、郗超、孟嘉等, 可谓人才济济。永和二年(346年)十一月,刺史桓温上书讨伐成汉李势(李势在成都称王),罗含参与制订了攻打成汉的作战方案。耒阳《罗氏通谱》记有:“公为温伐成汉出谋划策,三战三捷。公能运筹帷幄,亦能披坚执锐,为士卒先。”第二年(347年)三月,西征军到达离成都二百来里的彭模(今彭山县),一天,罗含与桓温对弈,温连输二局要求再下。含说,棋局如战场,要看到对方三至五步棋势,知已知彼方可取胜。温大悟。后来桓温派军士打探敌情,与众参将、参军商讨进兵方略。派孙盛、周楚带小数军士守彭模,看管重辎。桓温与袁乔、罗含则带领大军快兵挺进成都,中途与汉军相遇,三战三捷,汉兵溃退逃回成都。桓温率军直逼成都,汉王李势领军出城迎战。在笮桥,双方展开决战。战斗中,桓温差点被射落马下,众将士大惊。在这关键的时刻,袁乔、罗含临危不惧带领晋军往前奋勇冲杀,终于打败汉军而占领成都。李势连夜逃往葭萌,后来只好投降,成汉从此灭亡。

永和四年(348年),罗含升任荆州别驾。在别驾任期,《艺文类聚》卷六十一记有:“《罗含别传》曰:桓宣武(即桓温)以含为别驾。以官廨舍喧扰,非静默所处,乃于城西小洲上,立茅茨之屋,竹果荫宇,伐木为床,织苇为席而居,布衣蔬食,晏如有余。”罗含觉得衙内喧闹干扰工作,常去江边散步。这天, 春风和煦,艳阳西落,江水粼粼,号子阵阵,一只只帆船从江心顺水而下或逆流而上。罗含沿着江边长满杂草的小路边走边想,衙内喧扰,何不在乡下建一间茅屋,这样既可以避免喧闹干扰写作,又可以了解民情陶冶心性,何乐而不为呢?于是就在城西郊小洲上盖了一所茅屋。他伐木做床,编苇为蓆,穿着平常的衣服,吃着自己种的蔬菜,悠然自得而居。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,有这样的操守,有这样的情怀是难能可贵的。

罗含为人正直仗义,为百姓排忧解难,富于同情心;为官清正廉洁,爱军恤民,深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,而誉为“湘中琳琅”。

白雀栖堂

据湖北荆州《江陵志馀》卷六载:“承天寺,在城东,晋罗含之廨舍也。相传此寺旧有荆门长堤村,君章在仕,有兰菊之异,舍宅迁入城内。故宋罗愚官此,更建丛兰精舍。然考史,称含在官舍,有一白雀飞及堂宇。及致仕还家,阶庭忽兰菊丛生,则丛兰当在城外,官舍内止有白雀之异尔。”成帝咸康八年(342年)中秋,罗含一家正在住宅吃饭,忽然,一群白雀栖集在其宅舍顶上,不停地鸣叫。这年,罗含正好五十大寿,人们说,这是罗含得民心的兆象。

罗含在荆州江陵任职有十五年之久。由于他为官清廉,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,加之其住宅“白雀栖堂”,人们对罗含神化了。人们传说,因罗含的事迹,罗含的恩德感动了上天,上天才派百鸟集聚罗含宅以示庆贺。到南北朝时,罗含宅更加灵验。据北宋乐史撰的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“《渚宫记》曰:安成王在镇,以罗含故宅借录事刘朗之,尝见一丈夫衣冠甚伟,惊问,失之。朗之俄以罪见黜,人谓君章有神。”自此后,人们秉承天意,把江陵罗含故宅改建为承天寺,香火很旺。

穆帝永和六年(350年),罗含入京都建康为尚书郎。因与高凉郡太守杨方性情相投,文学相通,关系友好。杨方“在都邑,搢绅之士咸遇之。自以地寒,求补远郡,欲闲居著述,王导从之,上补高凉郡(今广东阳江市)太守。”(《晋书·杨方传》卷六十八)  这年秋,罗含受杨方之邀去高凉郡游玩。一天,太守杨方与罗含携琴至高凉城西的一座山上。罗含看到这里山青水秀,几股山泉从石壁上穿流而下,撞击小潭边的石头水花飞舞,水落声有如琴鸣。顿时,罗含雅性大发,坐在潭边一块石头上,拨动手中琴弦。随着手指的抖动,一声声优美动听的琴声随着水流声、鸟鸣声随风飘散,天黑了也舍不得离去。从此后,此山名为罗琴山,罗含弹琴之地名为“罗琴雅操”。“罗琴雅操”现为广东阳江市优美八景之一。后人为此事还写了一首诗:“三尺丝桐月夜弹,一声清响落空山。仙翁自叹知音少,两袖天风跨鹤还。”此诗既是对琴声的赞扬,更是对罗含人格的赞美。

永和七年(351年)罗含仼宜都太守,他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,釆取一些举措缓解了民怨;他清正廉洁威权肃穆,深受百姓拥戴。有一年大旱,税赋不能及时入库,罗含亲自下乡了解实情。近处,江边上的田间留下收割后的禾蔸灰白一片;远望,干死未收的禾杆一片灰黄,热风吹过一浪一浪地摇摆,像似向路人诉说心中的痛苦。罗含看到此景感到很难过,如实上表直陈,要求减免赋税,并放粮赈灾。大约永和十年(354年),罗含调仼襄阳太守。

永和十二年(356年),桓温封为南郡公,罗含调升朝中为郎中令。此后,罗含升迁很快,不久升任散骑常侍、廷尉等要职。

老骥伏枥

大约穆帝升平四年(360年),因湘民彪悍难管,罗含又是湘中人,所以朝廷为了工作需要,将68岁的罗含调任为长沙相。在长沙任上四年,罗含不顾年老,经常到各郡县行走,了解民情,化解民怨,归顺民心,为民办实事,广为湘中民众赞颂。

在长沙任上,罗含虽然公务繁忙,但还是抽出时间到其管辖的郡县行走。一是察访民情,二是考察湘中山水、河流、古迹、风俗民情状况,为写《湘中记》掌握了第一手资料。罗含曾几次游览过衡山,《湘中记》中记有:“衡山,朱陵之灵台,太虚之宝洞,上承轸宿,铨德钧物,度应玑衡,故名衡山。下踞离宫,摄位火神,赤帝馆其岭,祝融宅其阳,故曰南岳。”“衡山有三峰。一曰紫盖,望之,辄有双白鹤回翔其上, 如舞。二曰石菌,下有石室,即石廪也。三曰芙蓉,有飞泉如带, 飘泻而下。”“衡山,望若阵云,非清霁素朝,不见其峰。丹水涌其左,澧泉流其右。”再次登上九疑山,在《湘中记》留下:“九疑山,岫壑负岨,异岭同势,游者疑焉,故名之。大舜窆其阳,商均葬其阴。山南有舜庙,前有石碑,文字缺落,不可复识。自庙仰山极高,直上可百余里……。”后来又乘船沿湘江顺水而下,“湘水至清,虽深五六丈,见底,了了然。石子如樗蒲矣,五色鲜明,白沙如霜雪,赤岸如朝霞。”一路上,时而观赏两岸之美景, 时而登岸访察民之情, 一直游到洞庭湖。罗含一路寻找历史之遗韵, 一路引发现实之忧情。站立船头, 望着奔流不息的江水感慨万千, 多美的山水啊, 而百姓又有多少忧愁需要排解!

江左之秀

罗含很有才华,少时就被视为奇才。成年后,写了不少诗赋、文章。写有《湘中记》三卷、《兰菊集》、《湘南稿》、《更生论》、《答孙安国书》等书。《湘中记》记载湖南湘中的山水、湖泊、古迹、物产、风俗、逸事和传说,可惜到元代后期,由于战乱而佚失。《兰菊集》记录罗含所写的诗赋,已亡佚。《湘南稿》可能是记载湘南的逸文趣事,也已佚失。《更生论》是湖南最早的一篇哲学著作,《答孙安国书》则是回复孙盛争论“神灭神不灭”问题的回信。在东晋有孙绰之诗,袁宏之赋,罗含之文之说。由于罗含的文章朴实、清新、幽雅、富有哲理而被世人传阅。《晋书·文苑》中记载:“所著文章行于世” 寥寥七字,说明罗含的文章在东晋与南北朝时广泛流传。

《湘中记》又名《湘川记》、《湘中山水记》,宋代《艺文志》还有书名录,可惜后来佚失了。好在《水经注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和《南岳总胜集》等古籍征引了部分内容,从而保留下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。《湘中记》是罗含散文名篇之作,是东晋地记的早期代表作,是记录湘中地区晋时地理历史的珍贵史料,开中国山水散文创作之先河。对我国地理学、方志学、旅游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范本和导向作用。唐代学者刘知幾在《史通·杂述》中记载:“九州土宇,万国山川,物产殊宜,风化异俗,….. 辛氏《三秦记》、罗含《湘中记》,此之谓地理书者也。”从留传下来的文句中可看出,罗含《湘中记》语言通俗,文字精炼,文辞优美,古籍文献广为引录。

对于《湘中记》,浙江湖州师范学院鲍远航教授《罗含<湘中记>考》之文,其开头写道:“罗含《湘中记》,以其生动的山水景物描写,为中国的山水散文的形成作岀了很大的贡献,尤其值得重视。……其零圭断璧,弥足珍贵。”

据考证,《湘中记》在南北朝至唐代时称为《湘中记》, 到宋代时, 有的记为《湘川记》, 多数记为《湘中山水记》。佚亡后,仅散见于古籍文献引录。已知晓的记录《湘中记》的类书有:明陶宗仪编纂的《说郛》、清王谟编辑的《汉唐地理书钞》、清陈运溶辑刊的《麓山精舍丛书》、清王仁俊辑的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》、清黄奭编辑的《汉学堂知足斋丛书》等辑本。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、唐代欧阳洵编纂的《艺文类聚》、徐坚编撰的《初学记》、北宋李昉编纂的《太平御览》、史乐编撰的《太平寰宇记》以及南宋陈田夫撰的《南岳总胜集》中记载较多,其它古籍文献只是零星引录几条。如南朝梁刘昭注的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、唐虞世南撰的《北堂书钞》、北宋李昉编纂的《太平广记》、南宋叶廷珪撰的《海录碎事》、罗泌撰的《路史》、穆祝的《方舆胜览》以及明代的《五朝小说大观》等也有少量记载。

摘录《湘中记》部分精言妙语如下:

记山的有:

“衡山,遥望如阵云,沿湘千里,九进九向,乃不复见。”“有悬泉滴沥岩间,声泠泠如弦音。有白鹤回翔其上,如舞。”

“屈潭之左,有玉笥山,屈平(即屈原)示放,而作九歌。道士遗言:此福地也。”

“九疑山在营道县,九山相似,行者疑惑,故名之。”“九疑山,蟠基苍梧之野,峰秀数郡之间。罗宕九举,各导一溪,岫壑负阻,异岭同势,游者疑焉,故曰九疑山。大舜窆其阳,商均葬其阴。”

“耒阳县文斤山上有石床,方高一丈,四面绿竹扶疏,常随风委拂。”

记水的有:

“湘水出于阳朔,则觞为之舟,至洞庭,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。”

“湘水至清,虽深五六丈,见底,了了然。其石子如樗蒲矣,五色鲜明。白沙如霜雪,赤岸若朝霞。”

“营水、洮水、颧水、祁水、舂水、永水、耒水、渌水、涟水、浏水、沩水、汨水、资水,皆注湘。”

记古迹的有:

“衡山、九疑皆有禹庙,太守至,常遣户曹致祀,则如弦歌之声。”

“郴县南,有义帝庙,百姓祭之。又县南十数里,有马岭山,山有仙人苏耽坛。”

“耒阳县北,有蔡伦宅,宅西有石臼,云是伦舂纸臼也。宅边有池,今池存宅废,臼迹犹存。”

记物产的有:

“零陵县有石燕,形似燕,得雷风则群飞,翩翩然。其土人来釆,有干者,今合药或用。”

“湘东阴山县(今衡东县)有黄坑山,出钟乳。长沙湘乡县出钟乳,秋季入穴,六七里乃得。”

记风俗的有:

“(长沙) 其地有舜之遗风,人多纯朴。今故老犹弹五弦琴,好为渔父吟。”

“涉湘千里,但闻渔父吟,中流相和,其声绵邈也。”

记逸事的有:

孙盛逸事:“衡山白槎庙,古老相传:昔有神槎,皎然白色,祷之灵无不应。晋孙盛临郡,不信鬼神乃伐之,斧下流血。其夜波流神槎向上,但闻鼓角之声,不知所止。”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

采药人逸事:“永和初,有采药衡山者,道迷粮尽,过息岩下,见一老公,四五年少,对坐执书。告之以饥,与其食物,如薯蓣。指教所去,六日至家,而不复饥。”

记传说的有:

金牛传说:“长沙西南有金牛冈。汉武帝时,有一田父牵赤牛,告渔人曰:欲渡江。渔人曰:船小岂胜得牛?田父乃曰:但相容,不重君船。于是人牛俱上。及半江,牛粪于船。田父曰:以此相赠。既渡,渔人怒其污船,以桡拨粪弃水,欲尽方觉是金。讶其神异,乃蹑之,但见人牛入岭。随而掘之,莫能及也。今掘处犹存焉。

咸少卿牧鹅羊传说:“长沙有鹅羊石。相传昔有咸少卿牧鹅羊,遇仙升天,鹅羊皆化为石,今犹有其形象。”
    这些记载,语句清新空灵,修辞技巧很高,对学者研究古时湖南的山水、古迹和物产提供了原始的依据。

从以上摘录可知,《湘中记》是一部对湘中优美的山水与鲜活人物描绘的篇章,是对湘中山水之美及人物之纯朴的赞颂,是对当时流传的逸事与传说的实录,是罗含对湘中山水与人物深刻认知与热爱情怀的体现。

唐代诗人刘禹锡在《岳阳楼别窦直诗六十二韵》中记有:“茅岭潜相应,橘洲傍可指。郭璞验幽经,罗含著前纪。观津戚里族,按道侯家子。联袂登高楼,临轩笑相视”。 从此诗中可看出罗含的著作《湘中记》在唐代是有名的,常被文人抄录引用。唐代著名诗人杜甫、李商隐等在其诗中也记载了罗含的事迹。如杜甫在《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到江陵,喜寄三首》第三首诗写道:“庾信罗含俱有宅,春来秋去作谁家?短墙若在从残年,乔木如存可假花。卜筑应同蒋诩经,为园须似邵平瓜。比年病酒开涓滴,弟观兄酬何怨嗟。”

罗含很喜欢种花、赏花,尤其喜爱兰、菊。其间,写了不少歌赋兰菊的诗词,编成《兰菊集》。写有《釆药人》:“釆药衡山急,结伴登九疑;深谷挺丹芝,悬岩源崖髄。泠泠云珠落,漼漼玉草滋;鲜景染浮云,妙气浸奇石。”《咏兰菊》:“兰既春敷, 菊又秋荣; 芳盖百草, 色艳群英。咏兹兰菊, 幽香传薰; 孰是芳质, 谓之愈韾。”可惜其诗赋集以后也失传了,只存有书名。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组诗《菊》中写道:“暗暗淡淡紫,融融冶冶黄。陶令篱边色,罗含宅里香。几时禁重露,实是怯残阳。愿泛金鹦鹉,升君白玉堂。”从这首诗的意思中,可知罗含喜爱种兰菊。李商隐把罗含与东晋末期伟大田园诗人陶渊明相提并论,足以证明罗含的高尚品德、卓越文才及对兰菊的痴迷程度。

东晋中期,由罗含的《更生论》开始,对佛教“业报轮回说”,引发了“神灭神不灭” 的大论争。代表人物有:罗含、孙盛、慧远、孙绰、戴逵等名士。这些论文,收集在释僧祐撰的《弘明集》里。如罗含的《更生论》、《答孙安国书》, 孙盛的《与罗君章书》, 孙绰的《喻道论》, 慧远的《明报应论》、《三报论》,戴逵的《释疑论》等。双方围绕神灭神不灭展开了大论争。继而,到南朝刘宋时,又引发了第二轮大论争。

罗含的《更生论》是湖南最早的哲学著作, 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哲学著作之一, 大约写于成帝咸康年间(335~342年)。文章阐述了万物更生的原则、规律及性质。这篇文章显示出朴素的唯物史观, 认为万事万物是变化的, 都有其自身规律, 只要掌握了其规律性, 就认识万事万物的本质。如:“万物有数, 而天地无穷。”“万物不更生, 则天地有终也; 天地不至有终, 则更生可知矣。”“天地虽大, 浑而不乱; 万物虽众, 区以别矣。”“人物变化, 各有其往。”当然, 其中有些论说也反映神不灭的思想, 如 “穷神知化, 穷理尽性, ”是神不灭的经典论。《更生论》虽然全文近400字,但其内容和意义都十分深刻。

魏晋时期,玄学盛行。玄学主张“虚无” ,天地万物就是由“虚无” 所派生的。罗含的《更生论》,首先指出天是万物之总名。罗含指出:“天者何?万物之总名;人者何?天中之一物。”强调天是万物之和,而不是“虚无”, 是一种可以感知物质。提出人是天中一物,是一种大胆、进步的思想,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。第二,强调宇宙万物是发展变化的,即“更生” 。第三,认为万物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。第四,认为万物的变化只是形式上的变化。第五,关于“神不灭”的观点。第六,预言中国必定由分裂走向统一。

当时, 孙盛(302-373年), 字安国, 是罗含好友之一, 在朝中任著作郎,看了《更生论》后,肯定了罗含关于事物变化的观点, 他在《与罗君章书》中写道:“省《更生论》,括囊变化,穷寻聚散,思想既佳。文指味辞致亦快,是好论也。”同时也驳斥:“吾谓形既粉散,知亦如之。纷错浑化为异物,他物各失其旧,非复昔日。”罗含看了孙盛的信后,写了《答孙安国书》复之,从书中看,罗含并沒有接受孙盛的观点。

对罗含的《更生论》,湖南城市学院陶用舒教授,写了《湖南最早的哲学家罗含》一文。文中有:“罗含是颇有成就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地理学家,其《更生论》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。在《更生论》的言论中,有不少辩征法的思想光辉”之句,对罗含的评价很高。

穆帝永和四年(348年)的一天,荆州刺史桓温与众僚属宴会,罗含后到。桓温指着罗含问众僚:“这人文才如何?”有人说:“可谓荆楚之材”。桓温说:“此自江左之秀,岂惟荆楚而已”。 桓温很看重罗含的人品和文才, 以后上表朝廷, 公元351年,升罗含为宜都太守。

罗含由于文才出众,被时人称为“荆楚之材”、“ 江左之秀”。南朝著名文学家、诗人徐陵,在其《徐孝穆集》中记有:“南效奉乘,当求郑默之才;西省文辞,应用罗含之学”。从南北朝到唐代,不少文学家、诗人,在其著作中提到罗含,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罗含的文学才能在当时是有名望的。

不畏强权

穆帝永和年间(345-354年),当时朝廷为了权力平衡,任命东晋名士殷浩为扬州刺史,桓彝之长子桓温为荆州刺史。方镇大臣桓温与殷浩相互争权,殷浩看重谢尚,而桓温则器重罗含。但罗含不畏权势,不拉帮结派。谢尚调升豫州刺史后,罗含在朝中任散骑常侍,二人经常书信来往,关系和好如初,沒有受权势的影响。

大约哀帝兴宁元年(363年),罗含从长沙相调任京城建康(今南京)任侍中。此后,罗含参与了朝廷的政务。兴宁二年(364年),哀帝下令土断,罗含不畏权势,参加制定土断的策略和实施方案。因为令下于农历三月初一庚戌日,史称“庚戌土断”。 当时,人们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,不少人隐匿户口土地,请求世家大族的保护为其荫户。通过“庚戍土断”, 大量被豪族隐瞒的户口土地被清查出来,使得赋税增多而“财阜国丰”。

海西公大和三年(368年),桓温曾对人言:“既不能流芳后世,不足复遗臭万载耶!”(《晋书·桓温传》卷九十八)可见桓温有篡位之心。罗含见桓温大权独览,有篡位之心,多次劝阻桓温。桓温不听劝阻,依然我行我素。

大和四年(369年)四月,桓温第三次北伐。统帅五万大军从姑孰出发,兵分二路攻伐前燕。九月,桓温在枋头大败后,率残兵败将屯于山阳。十月,海西公司马奕为安慰桓温,“遣侍中罗含以牛酒犒桓温于山阳。”(《晋书·桓温传》卷九十八) 罗含慰劳之时,再次向桓温进谏,温没有听从,反而对罗含有怨言。此次北伐,一方面由于桓温性情傲慢脾气暴躁,同时又不听规谏而失去战机,另一方面,桓温北伐的目的是出于政治野心,因而受到朝廷限制,最后以失败告终。

自穆帝改元升平(358年)以后,桓温权力越来越大,但也越来越专横跋扈,后来能皇帝都敢废掉,可谓权倾朝野。罗含虽然是桓温一手提拔上来的,但耳闻目睹桓温的所作所为,审势度时,以年老有病为由辞官,于大和四年(369年)十二月,回到家乡耒阳。回乡后被加封为中散大夫。

为官之道

罗含从郡主簿起步,于公元313年为官,至东晋废帝大和四年(369年) 辞仕,从政56年之久。先后在郡、州和朝中担任要职, 受先辈影响,他一生清政廉洁,尽心为民,政绩斐然,民声浩亮,深得官员信赖和百姓拥戴。在内讧外侵、祸乱不休的晋代,犹如江左一颗明星,闪烁于中国历史的长河而照耀后人。总览罗含执政的经历可知其执政理念,概括为:以和为贵,以民为本,为人以正,用人以德等四方面。

  • 以和为贵

“和为贵” ,出自《论语·学而》:“礼之用,和为贵。”由晋朝历史环境可知,罗含年少时,先有:“八王之乱” ,后有“五胡入侵” 。八王为了权力和利益,勾心斗角,相互残杀,至使外族入侵中原。战乱和灾荒使人们痛苦不堪,人们纷纷南逃聚集,从而又使流民起义不断,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由于外族的入侵,永嘉五年(316年)十二月愍帝遇害,西晋腐杇的王朝灭亡。

罗含处于这样动乱不堪的世道,目睹国家内忧外患,深知“以和为贵”的重要性。入仕后,把“以和为贵” 放在首位。《晋书·罗含传》记载:“温尝使含诣尚,有所检劾。含至,不问郡事,与尚累日酣饮而还。”罗含在荆州任别驾时,征西大将军、荆州刺史桓温,曾派罗含去江夏郡搜集他的政治对手江夏相谢尚的过错,想以此来弹劾他。罗含深知,一个是曾经收复蜀地,赫赫有名的征西大将军,明帝的乘龙快婿,一个是陈郡门阀士族、东晋名士和江夏相,还是皇亲国戚,两人都有政治实力。如果内斗必定有一派伤或两派都伤,而对政局不利。罗含来到江夏后,考虑再三沒有把来意告诉谢尚,象做客一样没过问郡里的事。罗含曾在江夏与谢尚共过事,深知谢尚的为人处事。于是每天只是与谢尚对弈、弹琴、饮酒而已。过了几天,罗含回到荆州所在地江陵(今湖北江陵县)。回来后,刺史桓温就问罗含所调查的事怎样?罗含没有回答桓温的提问,反而说:“公谓尚何如人?”桓温回答说:“胜我也。”罗含于是借机说:“岂有胜公而行非邪?故一无所问。”罗含就这样巧妙地保护了谢尚,缓和了两大政治势力的矛盾。这是罗含奉行“以和为贵” 理念的生动例证。

《晋书·孙盛传》卷八十二载:孙盛“从入关平洛,以功进封吴昌县侯,出补长沙太守。以家贫,颇营资货,部从事至郡察知之,服其高名而不劾之。盛与温笺,而辞旨放荡,称州遣从事观采风声,进无威凤来仪之美,退无鹰鹯搏击之用,徘徊湘川,将为怪鸟。温得盛笺,复遣从事重案之,脏私锒籍,槛车收盛到州,舍而不罪。”孙盛曾是桓温帐下参军,跟随荆州刺史桓温入关平定旧都洛阳,因功进封吴昌县侯,后出任长沙郡太守。因为家庭贫困,把公家资金和物产拉作私用。州里派从事到长沙郡调查,了解这件事属实。调查人员因其功高,没有弹劾他。孙盛却不知好歹还写信给刺史桓温,且言词放荡不恭。说州里派的调查人员用捕风作影的事来伤害他。来时沒有凤凰来仪的威风,走时也没有鹰鹯搏击的效果,只在湘江边飞来飞去,象几只怪鸟。桓温看到孙盛的信后很恼火,于是再次派调查人员来长沙郡,收缴了他挪用脏款脏物的薄籍,坐实了孙盛之罪,并用槛车把孙盛押解到荆州。孙盛、罗含曾都是桓温的部下,后来罗含在朝中任廷尉,孙盛任长沙郡太守。罗含知道这件事事出有因,也了解孙盛做官为人,只因家庭困难才挪用公款公物,而孙盛自持清高又死要面子,才得罪了桓温。于是罗含向桓温请求从轻处罚。因孙盛认罪好,又有攻取旧都洛阳的功劳,并且有罗含为他求情,所以没有治他的罪。

从这两件事可知,罗含从大局出发,秉着“以和为贵”的理念处理政事。从而化解了内斗,增加了相互间的信任和团结,凸显了他灵活的办事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智慧。

  • 以民为本

“以民为本”,语出《尚书》:“民惟邦本,本固邦宁。”唐太宗李世民为避皇帝讳,改“民” 为“人” ,后称“以人为本” 。罗含深知“民本” 思想的重要性,所以他一生勤勉节俭,关心百姓,经常深入民间调查,了解民情,化解民怨,归顺民心,广为官员和百姓称赞。“以民为本” 是罗含的主要执政理念,不管是在州郡,还是在朝中为官,都坚持“以民为本” 的执政理念 。

据《晋书·罗含传》卷九十二载:罗含在荆州任别驾时,为了及时了解民情,不在州衙居住,而是“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,伐木为床,织苇为席而居。布衣蔬食,晏如也。”要知道在封建社会,作为一个士大夫,为了了解民情,在城郊建茅屋而居,布衣蔬食,那样逍遥自在,是破天荒的事。需要有多大的决心和勇气才敢这样做。故《晋书》有这样的记载,可知唐初房玄龄、褚逐良、许敬宗等人撰修《晋书》时的用心。

东晋初期,由于战乱频发,普通老百姓生活艰苦难以度日。罗含在宜都任太守时,有一年大旱,几乎失收。他亲自下乡了解灾情。当看到大片禾苗干死,民众纷纷向他诉求的情景时,感到异常难过和心痛。于是上表直陈实情,并要求大户士族放粮赈灾,使百姓度过灾荒之年。

据耒阳《罗氏通谱》记载,罗含在襄阳郡为官时,其“恤军爱民”的故事广为流传。罗含为襄阳太守时,因要时时提防“北胡” 入侵,不少将士驻守在与外族的交界处。为了减轻百姓负担,罗含要求士兵一边守边界,一边耕种粮食。这样做既改善了士兵的生活,又减轻了民众负担。这一做法,被不少后世官员效仿

罗含“以民为本” 的执政理念,在他为官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

  • 为人以正

“为人以正” , 出自《论语·颜渊》:“政者,正也。子帅以正;孰敢不正?”意思是说,为官者,要做到行为端正。如果为官者能作出表率,带头遵纪守法,哪一个老百姓敢不遵纪守法呢?正者,即正气、正道、正派、清正。

罗含为官五十六载,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。《晋书·罗含传》卷九十二记载这样一件事,可表明他清正廉洁的程度。“及(杨)羨去职,含送之到县。新淦人以含旧宰之子,咸致赂遗,含难违而受之。及归,悉封置而去,由是,远近推服焉。”罗含“新淦拒礼”之事,在当地广为流传,而成为佳话。

罗含有七子,只有大儿子罗处端因武功卓绝立功而授武功大夫外,其余六子都沒有为官。罗含担任过廷尉、长沙相、侍中等高官,沒有凭借职权为儿子们谋利益、谋职位。在晋代门阀士族世袭的制度下,他完全可以安排儿子以官,但他没有这么做。可知“为人以正”的思想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的铬印。

  • 用人以德

“德” ,是一个人思想境界高低的重要标志,是为官者修身之要,立命之根。语出《礼仪》:“夫人伦之道,以德为本。”《左传》曰:“德,国家之基也。”可见德行是多么的重要。

罗含入仕之初,于元帝永昌元年(322年)秋开始,经历“王敦之乱” 。成帝咸和二年(327年)冬,又经历了“苏峻之乱” 。这两次动乱都历时两年,特别是“苏峻之乱”,宫殿被烧毀,皇帝被软禁,百姓遭奴役。两次动乱严重动摇了皇权统治的地位。大尉王敦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重臣,兵多将广想夺取帝位。其堂弟王导又在朝中任丞相,元帝是在王导与王敦的支持下登上东晋帝位的,故有“马王共天下” 之说。历阳内史苏竣因心存不满庾亮,而怨恨朝廷,私自招收亡命之徒而图谋不轨。这两人由于德性不好,最后都没有好下场。

罗含历经两次动乱,深知德行的重要性。在太守任上,他选用用人原则,要求”德才兼备,以德为先” 。最为突出的例子,就是举荐谢尚的堂弟谢安入仕。穆帝升平元年(357年) 五月 ,镇西将军、豫州刺史谢尚病卒,谢尚因没有儿子,由谢安的哥哥谢奕袭承豫州刺史位。据《晋书·谢安传》卷七十九记载,穆帝升平二年(358年) 八月 ,谢奕又去世。朝廷要谢安承袭豫州刺史位,因谢安是东晋初期的名士,与王羲之一样热心游玩浪迹于东部名山大川之间,宁做隐士而不愿为官,故以身体有病为由推辞,而上表请求其弟谢万担任豫州刺史。“时安弟万为西中郎将,总藩印之重。安虽处衡门,其名犹出万之右,自然有公辅之望,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。”后因其弟谢万有变故,谢安才出来任职。

哀帝兴宁三年(365年) ,罗含在朝中任侍中时,大司马桓温为扬州刺史,其二弟桓豁任荆州刺史,其小弟桓冲为江州刺史,其三兄弟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之要冲,都是封疆大吏。因此,南郡公桓温的权势越来越大,而且有政治野心。为了权力平衡,罗含深知谢安人品好又有宏才大略,日后可与桓温势力集团相抗衡。于是罗含与会稽王、丞相司马昱商量,并征得褚太后同意,举荐吴兴太守谢安到朝中任吏部尚书,后又升为侍中、中护军等职。以后事实证明罗含有识人的慧眼。

大和四年(369年) 九月, 桓温第三次北伐失败后,威信大减。据《晋书·海西公传》卷八记载:“初,桓温有不臣之心,欲先立功河朔,以收时望。及枋头之败,威名顿挫,逐潜谋废立,以长威权。然惮帝守道,恐招时议。”至大和六年(371年) 十一月 ,桓温“诬帝在藩夙有痿疾,嬖人相龙、计好、朱灵宝等参侍内寝,而二美人田氏、孟氏生三男。……有此三孽,莫知谁子,人伦道丧,丑声遐布。”而废黜了海西公司马奕,另立元帝幼子、丞相司马昱为帝,即简文帝。简文帝即位后,深知桓温有夺皇位之野心,自己没有实权只是个傀儡,整日担惊受怕,于是便咏庾阐之诗:“志士痛朝危,忠臣哀主辱。”吟完后潸然泪下,想把帝位禅让桓温,由于几位权臣力主不可才作罢。咸安二年(372年)七月,司马昱因忧愤而崩,立下遗诏由其长子11岁的司马曜继位,即孝武帝,沒有禅位于桓温。

总览罗含为官经历可知,他把“以和为贵”、“ 以民为本” 放在首要地位,当成自已的座右铭。罗含的为官之道于今仍有借鉴和教育意义,值得官员们效仿。罗含为官清正廉洁,是古代官员的楷模,是现代官员的镜子和榜样。

兰菊丛生

罗含回到家乡后,先居住在耒阳县北兴业乡高冲老家。在高冲老家整理先前的游记,撰写了散文名著《湘中记》三卷。罗含一生好游山玩水,曾多次游览过衡山。在《湘中记》中记有:“南岳衡山,朱陵之灵台,大虚之宝洞。上承冥宿,铨德钧物,度应玑衡,故名衡山;下踞离宫,摄位火神,赤帝馆其岭,祝融托其阳,故曰南岳。周旋数百里,高四千一百丈”。多次游过岳麓山,记有:“灵麓峰(即岳麓山)在临湘县湘水之西,中有抱黄洞,下有洞真观,乃东晋邓郁之修内外丹处,后升真于南岳。每岁至秋,仙鹤常集于洞口。”还两次沿湘江而上,游览过宁远县九嶷山。在《湘中记》载有:“九疑山在营道县,九山相似,行者疑惑,故名九疑。”“九疑山,蟠基苍梧之野,峰秀数郡之间,罗宕九举,各导一溪;岫壑负阻,异岭同势。大舜窆其阳,商均葬其阴。”

 后迁到县城西二里的西湖塘居住。“《罗含别传》曰:含致仕还家,庭中忽自生兰,此德行幽感之应。”(摘自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六十四)罗含逝世前,住宅阶庭中兰花、菊花竞相开放,满堂馨香。人们议论,这是神灵彰显罗含美德的迹象,是有德行的人对天地的感应,是吉祥的兆象。

东晋咸安二年(372年)十月十三日,罗含召集儿女们至堂前安排好后事,于午时无疾而终,享年八十周岁。罗含逝世前,有异鸟在堂前鸣叫。七子遵照罗含生前遗愿,在西湖塘南蛇出洞建草堂,停放其棺椁。朝廷闻知罗含去世后,在耒阳县西湖塘右边的小岭上修建“相公祠”,祠中立有罗含生平事迹的石碑。

相公祠大门联:

派衍淝阳秀钟江左;声蜚东晋典重西湖。

相公殿联:

湖光西漾,勋名东晋,西滨流半月,相其基业,文章永固;紫气东来,祥肇淝阳,湖水镇三星,公为宰辅,懿德恒新。

罗含坐像两边柱联:

昼卧梦鸟文彩异;湘中琳琅江左秀。

每年春秋二祭,耒阳的官员都会前往祭祀。“人过低头,马过下鞍。”

懿德感天

宁康三年(375年)十月,罗含葬于耒阳县太义乡五雷仙山顶的西面。下葬时,电闪雷鸣风雨交加,其德感天地震神仙,所以说,此山名叫五雷仙。按罗含生前意愿,子孙没有为他立墓碑。

后人有诗赞曰: 五雷登望俯群山, 势倚东南碧落间;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灵孕岳生传姓氏, 玉埋罗相表乡关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因怀清淑何年转, 不惜驰驱绝顶攀;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忽听半天雷雨过, 坐淹残日咏而还。

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耒阳市罗含文化研究会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罗小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0一二年八月写于耒阳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二0一四年八月修改于杭州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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